难民危机爆发前，欧洲一体化进程已在经济、政治等领域遭到严峻考验，叙利亚等国难民大量进入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又带来新的挑战，同时引起国际法律界的思考。11月2日，由中国第一个国际法领域的非政府组织(NGO)——“国际法促进中心(CIIL)”组织实地调研并撰写的《叙利亚难民危机德国调研报告》在北京正式发布。CIIL创始人、中国律师刘毅强向《环球时报》记者独家讲述了在德国多个城市难民营调研的经过和感受，他希望通过调研国际法热点问题，聚焦国际法的最近动态，“把中国人带到国际法的前沿，把国际法带到世界华人的身边”，并在世界上发出来自中国的声音。
调研难民营经费来自中国律师“众筹”
荷兰海牙被誉为“国际法之都”。专注于国际法研究的刘毅强今年6月在海牙创建“国际法促进中心”，在他看来，这是来自中国的国际法人士在海牙建起自己的“心灵家园”。3年前的“国际刑事司法日”(7月17日)，刘毅强还成立了NGO组织“中国国际刑法青年学者联盟”(CIICJ)。作为该组织的秘书长，2013年9月在庆祝海牙和平宫(国际法院所在地)建成100周年的活动上，刘毅强做了题为“为什么中国人必须参与国际法治”的演讲。
愈演愈烈的难民危机让刘毅强有了赴德国实地考察的想法。10月21日，在海牙的国际法促进中心，刚结束调研的中心执行主任刘毅强向《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调研难民危机的初衷：“9月16日我生日聚会，海牙办公室的研究员Lucie TAHAKI(法籍)刚好在北京转机，我们一起聊到难民处境以及德国和欧洲对难民的接纳情况。那时我就开始想，难民处境到底如何？中国人可以为解决这一危机做些什么?与其听别人的说法，不如自己奔赴一线去实地调研。”
在不到一个月的筹备时间里，刘毅强成立了“调研组”和“报告写作组”。除了刘毅强，调研组中国律师还有北京大学硕士沈洁、格罗宁根大学博士候选人徐奇、维也纳大学博士候选人田立。国际调研组由Lucie等4人组成。10月15日，他们从荷兰出发，前往德国杜塞尔多夫、波恩、慕尼黑和柏林实地调研，探访当地的难民营，同德国的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和外交部座谈交流。用刘毅强的话说，他希望通过一线调研，最终写出报告，供国内智库、媒体和政府部门研究。
这份近3.5万字、名为《叙利亚难民危机德国调研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已尽其所能来应对难民危机，其社会资源的极限正在凸显，而相对的，持续的难民潮带来的不良效应也随时有上升甚至恶化的可能性;中国有为德国解决难民危机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主义援助的可行性，后者也有一定的需要，关键需要双方更好沟通和协调;更为关键的是，难民危机的解决需要从根源上解决难民出逃的原因，结束叙利亚等国的武装冲突和动荡局势等。
刘毅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对难民这一世界性议题保持着长期关注，而最近的欧洲难民潮更让我们意识到原有的难民治理体系已无法应对眼下的挑战。”他认为，对自身实力不断增长，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来说，应对难民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作为这次调研团队的发起人，刘毅强和Lucie分工负责。刘毅强在国内筹措资金，联系荷兰方面研究国际法的中国留学生组建中国团队，并与德国联邦政府联系;Lucie回到欧洲后，在荷兰和德国联系欧洲团队，并负责同德国的难民营和非政府组织联络对接。刘毅强说：“我通过众筹的方式筹集了数万元人民币，时间很紧，大部分的钱都来自于我以前的律师朋友，他们相信我，也认为我在做一件真的很有意义的事情”。
人满为患考验德国难民政策
德国一直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难民来源国的人口很多。中国律师一行对难民的实地调研并不容易。报告显示，大部分难民因经过长时间艰苦和充满危险的跋涉来到德国，很多人表现出不同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还有的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与陌生人交流时相当警惕。同时，在德国避难，一些难民在语言上存在障碍。在波恩，有的难民营管理者还拒绝外界与难民直接交流。
据刘毅强介绍，杜塞尔多夫、波恩所在的北威州是德国最富裕的州之一，而且波恩是前西德的首都，因此闲置了大量前联邦办公大楼，德国政府将这些建筑改建成难民营。有个临时改建的难民场所容纳难民的上限为800人，但短时间内就住进650人，洗澡难、如厕难等问题日益明显，让人担心很快就会人满为患。
10月17日，刘毅强等人从波恩向慕尼黑出发，当天发生一起反对难民进入的德国公民刺杀科隆市长候选人的事件。刘毅强说：“不光是我们，整个德国舆论都对这件事情非常震惊。原来德国也存在排外的极端势力，以至于德国政府要求将全国各地难民营的地址从互联网上撤下，难民的信息也无法在互联网上查到。德国政府担心，反对分子会找到难民营，然后骚扰、袭击难民，最终会引发骚乱。”
据了解，在德国东部的德累斯顿，反对接纳过多难民的声浪非常高。“后来才知道一些地处前东德的城市，因为没有在战后像西德那样接受移民重建国家，所以民族成分比较单一，他们现在反对难民的情绪就比较高。”刘毅强说，难民越来越多，一些德国居民担心他们会抢走自己的工作和福利，虽然大家能认识到移民和劳动力是德国需要的。在和一些德国民众、专家的接触中能发现，一些德国人对难民的态度开始有微妙变化，显得很谨慎或略有芥蒂。
在慕尼黑，情况更加复杂。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是德国南部最大的城市，也是难民进入德国的第一站。刘毅强说，对从奥地利、匈牙利坐火车而来的难民而言，慕尼黑火车站就标志着他们逃亡的终点，但也是另一段人生的起点。刘毅强告诉记者，调研组在当地采访一些难民，整体感觉“很压抑”。几名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说，他们本不想离开故土，但自己国家极差的安全环境让他们不得不逃离，屠杀、暴力、性奴、娈童、人口贩卖等现象十分普遍，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安全充满恐惧。在逃亡路上，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青年康迪和同伴遭到某国警察殴打，他们就大喊Mama Merkel(“默克尔妈妈”)，还拿出手机威胁说会录下被殴打的视频发给记者，这才得以脱身。康迪说，他本不想在欧洲长期居住，但现在他看不到回叙利亚的可能性，他现在要做的反而是帮助更多的人从那里逃出来。
调研团队同德国外交部人员座谈时，对方介绍说，德国目前面临的情况是：第一，因为人道主义的原因，即使有都柏林协议，德国也无法将难民送回他们进入欧盟申根成员国的第一站所在国，除非该国同意接纳这些人;第二，一旦家庭成员中的一人获得难民资格，其家人获得签证来德国团聚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第三，德国民众对接纳难民的态度不一，协调难度大。同时，难民甄别耗时长，且需要熟悉难民甄别业务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但目前这类人才极度缺乏，也不可能通过短期培养就能工作。
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救助
“逃到欧洲的难民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他们中有很多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技之长，能筹到交给蛇头的偷渡费用，因此，贫困并不是他们远离故土的理由。”刘毅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有一名难民告诉他，背井离乡是因为在自己的国家没有安全感，“毕竟生存权才是第一位的”。
调研团队在走访德国非政府组织“明爱国际”时发现，该人道救济组织开设了一家“商店”，“商品”均来自当地居民或公司捐赠。为不给援助对象被施舍的印象，同时更好记录物资去向和需求，“明爱国际”以非常低的价格出售给前来购物的人，如一本书只要10欧分，一件T恤只要20欧分，一件八成新的家具只要一两个欧元。这些细节表明，德国和部分欧洲国家还考虑到难民的“人格尊严”。刘毅强表示“这或许值得我们学习”，或许在很多中国人眼中，救助难民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援助和施舍，但欧洲人想的更长远一些。
通过行程紧密的调研活动，刘毅强为首的团队对整个德国的难民形势有了新的理解。“我们将所思所见同我们研究的国际法结合起来，形成研究报告，从国际法视角，难民法、人权法、欧盟法等领域综合观察，将难民问题放到更大的国际法和全球治理的框架之下，为提供人道主义救援，中国尤其民间力量能做出何贡献提出建议。”
刘毅强在和德国外交部的人交流时表示：“德国因为情况紧急缺少给难民的床铺，曾找美国和加拿大的红十字会支援，可为什么就没有想到中国呢？渝新欧铁路的终点就是德国啊，如果中国提供援助的话，一星期就能到达德国啊!”对于此次叙利亚难民危机，报告总结说，中国的基本立场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有关各方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救助。中国邻国多，过去几十年也发生过邻国难民进入的事件。报告认为，此次欧洲难民潮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德国方面认识到中国在这一地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可以发挥很大的稳定作用。因此，如果中国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维护阿富汗局势稳定上，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德国的压力。在国际层面，中国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红十字会、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的沟通与协作，参与国际移民议程的政策制定。在国际社会出现难民危机时，适时派出专家提供参考意见方法，提出中国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