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中的律师身影

2016-01-22 11:32:56 来源:中国律师网 浏览:1549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从这首歌的激昂旋律中,可以看到我国律师前辈“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雄伟身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大地上燃起了民族自卫抗争的烽火,义勇军纷纷兴起。这无疑对于《义勇军进行曲》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对于这首歌的形成最直接影响的还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是田汉,曲作者是聂耳。这首歌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而该剧的出资人是朱庆澜。淞沪战争期间,田汉、聂耳在上海亲眼目睹了第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民的浴血奋战,并受到了重大影响。“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的10天后,远处隆隆炮声可闻。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这标志着他思想和情怀的深刻转变。“一•二八”之后不久,田汉转而开始创作抗日题材的剧作。他先后编写了《民族生存》、《肉搏》、《烈焰》,都反映了“一•二八”淞沪战争,其中也有义勇军的元素。正如他在《影事追怀录》中所说:“在引起了中国人民民族热情的淞沪战争之后写这样的电影剧本是很自然的”。朱庆澜是民国初年的将军,“九•一八”事变后,他联络各界人士,组织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自任会长,积极募款支持东北义勇军。“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他一眼就洞穿日寇此战的意图。他与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等致电南京政府,为孤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呼叫后援。随后,他在上海又向国内外募捐,并承担宣传、医疗、运输等工作,支持十九路军抗日。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上海民众自发组成的义勇军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统计,上海有两万余名义勇军参战。主要是东北冯庸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法政学院等学生组织的学生义勇军及上海市民义勇军,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铁血军,讨日援沪义勇军,西南在野军人抗日救国北上敢死队,苏北人民组织的大刀队,四川敢死队,武进妇女救护队等。这些义勇军大多数都由十九路军总部编入翁照垣旅。

  在上海民众的义勇军中,有两支队伍是由律师出面领导和指挥的。一支是王屏南律师率领的上海市民义勇军,一支是李次山律师率领的上海安徽中学学生义勇军。

  王屏南1893年出生于福建莆田,15岁只身到上海谋生,成年后进入上海法政大学半工半读,毕业后在上海当时的四马路开办律师所。“九•一八”事变爆发,王屏南义愤填膺,立即着手编印《御侮》周刊,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东北沦陷后,上海各界人士群情激愤,民间抗日救国义勇军应运而生。1931年10月5日,上海第一支民间义勇军——上海福建路商界联合会最先成立,共有成员300多人,王屏南被推举为领导人之一。经过3个多月的训练,王屏南率领的市民义勇军的表现获得十九路军肯定,被入编为第十九路军义勇军第二大队。“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日军强攻吴淞口,第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命令市民义勇军防守宝山。3月1日,日军突然进攻宝山。王屏南率领的市民义勇军成功击退了日军登陆部队。4月29日的《新闻报》曾刊登翁照垣旅长致函上海市商会褒奖王屏南:“上海市民义勇军大队长王屏南,自追随本旅,努力御侮以来,志行可嘉,兹请贵会对此集团善予维护,并请唤起市民一致努力。”1987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王屏南律师“一•二八淞沪抗日爱国志士”的称号。

  李次山律师曾经参加辛亥革命,后结识陈独秀,成为挚友,是《新青年》的撰稿人,曾多次参与营救狱中的陈独秀。“九•一八”事变后,他以上海律师公会会长身份,参加“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与日军交战次日,他便到处奔波,动员市民支援军队抗战。几天之内,李次山以安徽中学师生为主,武装组织一个营的义勇军,并自任营长,开往前线协同十九路军作战,这一营抗日志士在战斗中牺牲不少。在这之后,律师公会联络上海各界组织成立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李次山成为上海各界救国运动的领袖。1936年,他在上海病逝。在弥留之际,他还低吟:“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五州同……”沈钧儒在“忘不了两个朋友”、“七君子事件”两篇文章中,都极为推崇李次山,说:“他一二八时期发起组织各团体救国会,我也同他在一起。他那种飞跃猛进的做法,打破了起居饮食的程序,我是简直追随不上”。

  “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不久,1934年,田汉担任《风云儿女》电影的编剧。但是,田汉刚写出一个故事梗概和主题歌歌词,就于1935年2月19日被逮捕入狱。后来由夏衍负责改编成电影剧本。这时,聂耳找到夏衍,主动请缨承担了剧本和主题歌的谱曲。聂耳交稿时,只在主题歌谱上写了“进行曲”三个字。后来,该电影的出资人朱庆澜在“进行曲”前加了“义勇军”。这样,这首主题歌被正式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在歌词、歌曲和歌名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毫无疑问,朱庆澜加上“义勇军”这三个字是点睛之笔。他的这一笔,除了他本人就是东北义勇军后援团会长的重要因素之外,同时也与他受到上海义勇军感染相关。1931年10月5日,上海市民义勇军在西藏南路宁波同乡会举行成立大会。在会上,朱庆澜等发表了重要演讲,“慷慨激昂,同有不灭倭奴誓不还之慨”。就在这次会议上,王屏南律师被推举为上海市民义勇军的负责人。之后,朱庆澜又给王屏南律师所率领的上海市民义勇军题字“民族之光”。1932年3月29日,上海市民义勇军在松江合影,照片上展现的一面军旗上就写着“民族之光”。由此可见,朱庆澜的点睛之笔,也是出自于对上海抗日义勇军的敬重,而其中最耀眼的一支队伍就是王屏南律师率领的上海市民义勇军。

  律师有点像古代的士大夫,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情怀。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投笔从戎,奔赴战场,恨不热血染沙场,马革裹尸还。上海律师吴迈曾因三次当面责问蒋介石、上海市长吴铁成为何消极抗日而多次被逮捕入狱。1933年,他题诗刻石于厦门南普陀:“心如此石复如铁,备受千磨与百折。为谁辛苦为谁忙?要把强权一扫光。”这大概正是律师前辈们参加义勇军时的内心独白。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如今,《义勇军进行曲》已由宪法确定为我国的国歌。当人们高唱国歌的时候,请记住当年的那些义勇军,也请记住义勇军中的那些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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